宋代长江下游圩区自然灾害的特点与成因

　　宋代长江下游圩区的自然灾害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灾害频发。据统计，两宋318年间，长江下游圩区共发生水灾120次，旱灾93次，水旱灾害的发生率分别为37.7%和29.2%，远远高于当时全国的平均水平。二是受灾面积大。一次灾害发生，少则几个州县，多则十几甚至二三十个州县同时遭受灾害。如绍熙四年（1193）四月，“霖雨，至于五月，浙东西、江东、湖北郡县坏圩田，害蚕、麦、蔬，绍兴、宁国府尤甚”（《宋史·五行志三》）。这一次水灾波及到多个州县。三是灾害的破坏性大。水旱灾害的发生不但会造成农作物减产，减少中央财政收入，也会摧毁民居，破坏人们的基本生活设施，严重的还会引发灾民流徙，造成社会治安恶化等社会问题。

　　宋代长江下游圩区自然灾害的频发除了受到地形、地理位置、地质结构、气候、水文、植被等自然因素直接影响以外，还与当地的人类活动密切相关，尤其是对圩田的过度开发，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系统，为自然灾害的发生埋下了隐患。废湖为田，或随意改变河道，众多的圩田将水道系统打乱，外河水流不畅，圩内排水和引水难度增加，造成“水不得停蓄，旱不得流注”的严重局面。同时，大量构筑圩田，也会影响到湖泊的蓄水量，使水无处可泻，容易发生水旱之灾。如在浙西湖泊被围之后，便出现了“有水则无地之可潴，有旱则无水之可戽，易水易旱，岁岁益甚”的严重局面；在浙东，自从占湖为田之后，因为丧失了蓄泄的能力，也造成连年水旱相循，“无处无水旱”的严重局面（《宋会要辑稿·食货》）。长江下游地区人民大量利用湖边滩地修筑圩田，使湖面缩小，造成了生态的失衡，这是该地区自然灾害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政府的防灾救灾举措

　　为了保证灾区人民生活的稳定和灾后农业生产的恢复，在自然灾害发生前后，宋代政府积极地采取应对措施，减轻灾害对灾民生活的影响。

　　政府的防灾举措之一是设仓积谷、预防灾荒。宋时，政府设有常平仓、义仓、广惠仓等仓储。常平仓主要用来调节市场粮价，防止“谷贱伤农，谷贵伤民”，发生水旱灾荒时也可用于临时救济。义仓和广惠仓都是为救荒储谷而设的专门性仓储，其物资由平时储备，当灾害发生时，随时动用储粮对灾民进行救济。这些数目众多、类别不一的粮仓在长江下游各市镇广泛设置，星罗棋布，在宋代长江下游灾害救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政府的防灾举措之二是兴修水利，疏通河道。宋政府十分重视圩区水利事业的建设，积极鼓励地方官兴修水利工程，水利工程的数量、规模、水利设施的管理与使用等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尤其是开渠、建堰、修陂等以灌溉排涝为主要目的的水利工程占了半数以上。如阳陂湖、西湖、峰岩湖等，灌溉田地都能达到数千亩以上。这些水利工程对预防和应对水旱灾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政府的防灾举措之三是加强对圩堤的兴筑与管理。在圩堤的护养上，采取了人工与生物措施相结合的方式。从工程方面加固圩堤，是人们治圩的主要举措，其方法是将圩堤的用料由原来的泥土换为石板，从而大大加强了圩堤的抗潮强度。对此，杨万里在《诚斋集·圩丁词十解》中形容说：“岸头石板紫纵横，不是修圩是筑城。”在生物措施上则是在堤岸上植以各种树木，深植于堤中的树根勾络在一起，成为护堤的屏障。其中种植最多的是杨柳，杨万里圩田诗：“古今圩岸护堤防，岸岸行行种绿杨”，描写的就是杨柳护岸的情景。

　　防灾之外，宋政府更重视灾时的救济和灾后的重建，使赈济与蠲免相结合，并建立恤民机构用以安置灾民，从而有效地减缓了灾荒对民众生活的冲击。宋代圩区的赈济制度较之前代更为完善。政府的灾时赈济主要形式有赈粮、施粥、施药、免税、减赋等。为尽快恢复灾区的农业生产，政府除提供必要的支持外，还注意减轻灾民的负担。如咸淳七年（1271）春正月，“绍兴府诸暨县湖田水，免租二千八百石有奇”；咸淳八年十月，“以秋雨水溢，诏减钱塘、仁和两县民田租什二，会稽湖田租什三，诸暨湖田租尽除之”(《宋史·高宗传》)。政府还通过设置一些恤民机构来安置无依无靠、无家可归的灾民，这些恤民机构主要有福田院、居养院、安济坊、养济院、婴儿局和慈幼局、漏泽园等。

民间的灾害应对

　　除了政府的救灾举措外，圩区民间的救灾与救济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南宋，随着国力的衰微，政府救济事业逐步萎缩，而民间的互助行动却在民间组织和个人的积极推动下蓬勃发展起来。

　　一是佛教寺院的慈善活动。宋代，佛教寺院在长江下游地区十分兴盛，吴自牧《梦粱录》云：“释老之教遍天下，而杭郡为甚。然二教之中，莫盛于释，故老氏之庐，十不及一。”佛教寺院的广泛分布，使得佛教寺院组织的慈善活动得以普遍开展，包括水利工程的修建与维护，桥梁、道路的兴建与维修等灾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养老、济贫、赈饥、慈幼、医疗等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