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21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湖南、江西、广西、广东、贵州等省份局部地区出现了25年一遇重旱,甚至是50年一遇的特旱,干旱已经持续两个多月了。专家说,南方水资源是有的,是局部地区水开发强度太大了,超承载引起的缺水和水质污染引起的缺水。”
南水告急折射中国水资源现状缩影
中国人从小学开始念书起,就知道中国是个北方干旱而南方多水的国家。但是,近几年出现的新闻,仿佛在颠覆这个基本概念:中国的南方也缺水了
到2007年的12月,中国南方的干旱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来自国家气候中心的消息说,自2007年9月下旬以来,江南大部、华南大部及贵州等地降水量不足100毫米,致使旱情持续发展。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南部、广西北部、广东西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出现25年一遇重旱,其中江西、湖南、广西的部分地区出现50年一遇的特旱。
监测显示,严重旱情使江南华南地区一些主要江河水位偏低,目前(指去年12月时),地处江西北部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的水面面积已减少到50平方公里,而在丰水年份鄱阳湖水域面积最大可达4000平方公里以上。
据《广州日报》的一则报道,由于上游来水偏少,长江中游频现“肠梗阻”,交通部长江航务管理局在去年12月5日发出紧急通知,宣布长江中游因枯水形势严峻进入二级橙色预警状态。但长江航道局有关负责人透露,预计2008年1月底2月初,水位会跌破132年来的最低,通航状况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而本刊记者在湖南看到的景象,则完全与人们头脑中历来的“南方丰水”印象南辕北辙。
湖南的秋冬旱殇
从小在长沙市橘子洲大桥边长大的刘二井老人指着桥下一块裸露的石板告诉记者:“长这么大,都没见这个东西露出来。”
在长沙市岳麓区中南大学南侧200米路西的菜地,本该郁郁葱葱的季节,却远远地就能看到一片枯黄。尽管菜农王有田每天都要扛着扁担走上几百米路,到岳麓山脚下的一个水塘去挑水,回来倒进自建的蓄水池,再一点一点地匀给干渴的菜苗,但是,蓄水池已经几个月不见雨水,远处的山塘眼看着也快无水可挑了。
“沧海桑田呀,”想起以前的多水时节,王有田颇多感慨,“以前这片菜地旁边,都是水塘,一年四季都有水,菜园也比现在大得多,如果都像今年这样旱,蔬菜就真的种不下去了。”王有田说。
湖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提供的简报显示:从2007年9月30日汛期结束到12月5日,湖南省平均降水只有26毫米,较历年同期减少84%。受此影响,湘江各个河段相继跌破历史最低水位——湘潭段11月8日跌至历史最低的26.86米,长沙段两天后创下25.17米的历史最低纪录。湖南的另外三水资水、沅水、澧水水位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在枯水季节里,湖南各地相继传来了用水紧缺的信号。
长沙市一名的士司机告诉记者,他们小区已经规律性地出现停水,几天一停,多在白天,这种说法后来又在一些零星的受访人——包括湖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陆魁东那儿得到了证实。
水厂也在面临考验,特别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起的水厂。一位业内人士透露,长沙市一些水厂的日供水能力,已由原来的7万吨降至眼下的3万吨。
而从湖南中南部“干旱走廊”邵阳传来的消息是,很多村里的水井已经干枯,村民不得不远赴他村寻找水源。邵阳县黄荆乡长乡村两个村民组的村民共用一口水井,早已开始限量供水,三天分一次,每户一担。最近,这口救命井也干枯了,村民们只好到一公里外的地方寻找水源。据湖南省防指办发布的数据,全省因干旱造成饮水困难的村民组共有4500多个,涉及8.3万多人,4万多头大牲畜面临饮水困难。
四川的都江堰水争
南方大旱,并不是近年来的第一次。2004年,南方的广东、广西、海南、湖南及江苏、安徽6省区发生大范围秋旱,有些地区的干旱程度创53年来之最。
四川省在2004年和2007年两次大旱中,都没有列入特重旱区。但省内日前正在为水的问题吵得不可开交。争吵的焦点,是著名的都江堰的进一步开发问题,而争论的背景,却是双方都一致认定的事实:四川这个号称“千河之省”(原有1340条河流,现存1100多条河流)的省份,实际上缺水。
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是一个民间机构,在2007年11月推出了自己精心准备的专项科研课题《关于都江堰水利区可持续发展研究》报告(下称《民间研究报告》),这个研究报告针对四川省水利厅和都江堰管理局主持编制的《四川省都江堰总体规划报告》和《都江堰水利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下称《官方规划》),提出了重大质疑和不少反对意见。
《官方规划》中设计了一个重大工程:要引毗河水入川中,去解决川中地区的长年干旱——毗河,属于都江堰内江柏条河的下游。毗河引水工程,实际是要将都江堰的水引到沱江,进而灌溉沱江流域314万亩农田。
《民间研究报告》反对这一工程。理由是:这样一来,成都的水就会不够。他们说,成都的水是靠都江堰供应的,原本不缺水,但是由于都江堰灌区近些年被人为地不断扩大,从1949年的灌溉面积283万亩,扩展到现在的7个市所属37个县(市、区),灌溉面积达1010万亩,都江堰灌区已经严重缺水。再搞工程浩大的毗河引水工程,超出了都江堰水系的水资源承载能力和环境承载能力。
按规划,到2020年,成都市区常住人口将增加到800万人,是目前的2倍,到那时,生活用水也将增加一倍,水怎么够用?
所以,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研究员范晓称:《官方规划》的毗河引水工程是“剜肉补疮”。
是“拉尼娜”一时作怪,还是“南旱北涝”的开始?
中国人从小学开始念书起,就知道中国是个北方干旱而南方多水的国家。但是,近几年出现的新闻,仿佛在颠覆这个基本概念:中国的南方也缺水了。究竟这几年出现的南方缺水,是偶然的暂时现象,还是说,中国的水资源布局已经开始发生了改变?
一些气候专家解释说,发生在2007年南方的干旱,是“拉尼娜”现象造成的。“2007年湖南干旱成因,可能与太平洋上出现的‘拉尼娜’现象有关,因为1949年以来先后出现了11次拉尼娜现象,湖南有10次相应地出现旱灾。”湖南省气象局副局长潘志祥这样对媒体分析。
北京的一些气象学家也支持了潘志祥的观点。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李维京2007年12月中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南部出现的旱灾,主要有四方面原因。首先,由于中国南方2007年夏季、秋季、冬季降雨量的连续降低;其次,秋季温度同比偏高;第三,冬季的冷空气活动较弱;第四个原因,李维京认为是由于众所周知的“拉尼娜”现象。
但媒体上有另外的声音。
2007年11月22日,在国家气候委员会召开的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综合报告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罗勇表示,全球变暖将造成中国降水分布的改变。罗勇说,根据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的预测,未来100年全球降水和水资源,将在中纬度地区进一步减少,在中高纬度地区有可能增加。也就是说,未来中国降水分布有可能向北方移动,比如说现在的夏季降水形势是南涝北旱,未来有可能转变为南旱北涝。
如果南方的干旱是“拉尼娜”造成的,那么它只是暂时的。但如果气候变暖造成整个降水带北移,变成“南旱北涝”的局面,对中国未来的影响就太大了。
南方大旱持续两个月折射中国水资源现状
湖南、江西、广西、广东、贵州等省份局部地区出现了25年一遇重旱,甚至是50年一遇的特旱,干旱已经持续两个多月了。专家说,南方水资源是有的,是局部地区水开发强度太大了,超承载引起的缺水和水质污染引起的缺水。”
中国水资源现状的一个缩影
患寡,还是患不均?
从某种角度来看,四川省发生的事,像是中国水资源现状的一个缩影
本刊记者/何忠洲
特约撰稿/何人(发自成都)
本刊记者/韩永(发自长沙)
黄艾禾(发自北京)
“中国南方不是缺水,水资源是有的。它是局部地区水开发强度太大了,超承载引起的缺水和水质污染引起的缺水。”著名的水资源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刘昌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这一点,在《中国新闻周刊》采访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政水资源局副局长杨永德时,得到了印证。杨永德说:长江不存在缺水的问题,水资源总量接近1万亿立方米,但是利用率只有20%左右。
南方应该不缺水
根据水利部2006年的水资源报告,中国的水资源总量为25330亿立方米。其中,北方六区(指松花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西北诸河六个水资源一级区)的水资源量为4761亿立方米,占全国的18.8%;南方四区(指长江(含太湖)、东南诸河、珠江、西南诸河四个水资源一级区)水资源总量20569亿立方米,占全国的81.2%。也就是说,南方的水占到全国总量五分之四。
这里应指出的一个事实是,1998年时,世界人均水资源量为6918立方米/人,而中国为2230立方米/人,这个数据,只有世界人均水资源量的三分之一,但还是比印度、英国、德国和南非的人均水资源量要多。
那么,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会出现“南旱北涝”,使南方的水变少吗?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科学家们对此都出言谨慎。中国科学院水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夏军说:气候变化,温度的升高是肯定的,这是已经为科学家证实了的。但它对一个具体地方的降水的影响是增加还是减少,是不确定的。我了解的情况是,最近中科院一位非常有名的院士施雅风提出一个观点,说到“西部转型”,他说,随着气候的变化,西部的降水是增加的。但是增加的绝对量也不大。而长江流域,根据我的了解,没有太明显的变化。
在去年12月21日《自然之友》举办的“绿色多边论坛”上,国家气候中心研究员黄磊在回答《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对此问题的提问时说:从中国近50年的降水记录来看,华北是在减少,西部有所增加。预计未来,中国的气温会继续增加,降水量也会增加,但各地差异会较大。说到“南旱北涝”,这和雨带北移有关,直接原因是季候风的影响。至于美国人前两年曾经有过一个“到2010年中国会发生南旱北涝”的预测,我们没法证明说这个结论是对的。
不患寡却患不均的水
如果以中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2230立方米为一个标尺,湖南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是2500立方米,确实不算少。但是,这些水在湖南省内却分布得极不平均。
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毛德华曾对1950年至1990年湖南省的气候变化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湖南全省没有一个地方未受过旱灾侵扰,但主要的受灾区域是湘中和湘南,这与湖南省的地形条件有关,湖南南临南岭山脉,东靠幕阜山脉,西倚雪峰山脉,北拥洞庭湖区,北方的冷空气可以长驱南下,南方的暖空气却要翻山越岭,待抵达湘中南时已是气息微弱,难以与北方的冷空气形成强烈交汇;加之当地红岩、石灰岩广布,蓄水性差,植被不易生长,盆地地形又不易散热,最终在湘中南形成衡阳、邵阳“干旱走廊”,在湘西南形成沅麻盆地少雨区,前者为湖南的主要产粮区,干旱因而每每导致全省粮基不稳。
在四川,这个人均拥有水资源3388立方米的省份,同样水的分布极不平衡。根据《四川省2005年水资源公报》,四川省有成都、德阳、内江、资阳、自贡、泸州、南充、广安、遂宁等9个城市,人均水资源量低于1750立方米——这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确定的用水紧张线——影响人口4711万,占全省人口的55%。
川中,是四川这个水利大省最缺水的漏斗。就在成都的水利专家们为该不该从都江堰往毗河调水而争吵时,离成都150里开外的川中丘陵地区正在忍受着又一轮大旱时的干渴。2007年11月30日,四川省水利厅规计处处长阮贵安指着来自乐至县的一份报告,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忧心忡忡地说:再不下大雨,2008年3月份,乐至市就一滴喝的水都没有了。
而为了防止抢水,乐至的地方政府一度要调武警守护水库。
历史上,为解决川中、川东的干旱,四川省曾修建了大量的水库,引水渠三穿龙泉山(成都平原与川中隔断山脉),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引水入干旱区。但是,这些工程始终未能有效的覆盖缺水区。
2004年,水利部再度批准毗河引水工程。2007年进入前期准备。该项工程计划静态投资108亿元,计划引水13.65亿立方米,计划增灌面积314万亩。
从另一方面看,成都市的人均水资源量,只有800立方米。但仅仅水少还不是成都市城市河流研究会反对毗河引水工程的主要依据。该研究会秘书长田军告诉记者,重要的是,成都市缺的是环境用水。所谓环境用水,指的是为维护生态环境不再进一步恶化并逐渐改善所需要消耗的地表水和地下水。今天你在成都市内行走,会发现,历史上许多关于水的印记都已经看不到了,只剩下一个个仍然留存的码头名字。正是在水网从成都市内逐渐消去的过程中,被称为天府之国的成都便开始变成“尘都”,如果从成都的水源地都江堰抽水而去,“尘都”未来的命运无疑会进一步恶化。
成都市市政工程设计院原总工程师、河流研究会专家组成员高宗辉进一步解释说,一个科学事实是:即使经过排污处理的水,仍然是劣五类,必须用足够的清洁水来稀释。按照国际上的情况,一般是1:8或者1:7的比例,也即一份经过处理后达标的污水仍然需要由七份或者八份清水来稀释,这样水的自净能力才能得到体现。
而支持毗河引水工程的一方,都江堰设计院院长唐西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如此评价成都市城市河流研究会的反对意见:川中丘陵地区生活用水困难和成都环境用水困难谁更重要,显而易见。唐说: “我们考虑的是全局性的大道理,他们说的是小道理。”
阮贵安则告诉记者:假如要指望用环境用水来自净成都市内的河流污染,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就是把整个岷江的水都用来给成都市都解决不了。”
“不主张,不赞成从岷江跨流域长途调水到涪江和沱江流域的丘陵地区,不能简单地理解我们成都人没有怜悯之心或者说我们自私!”成都市环保局高级工程师、成都市环境协会秘书长段益生这样对记者阐述自己的观点:“这样长距离的跨流域调水不一定是好事。”
段益生认为:“我们主张丘区根据自己的环境,发展自己的特色经济。而不是等水来实现‘旱地水田化’。”段益生举例说:成都龙泉驿是典型的丘区,如果要改水田,条件比川中丘陵地区更为便宜。而龙泉驿现在的主打产业却是“果产业”和“花产业”以及“特色旅游经济”,并没有把旱地硬是改成水田,现在,龙泉驿的特色经济在成都可以说是“有口皆碑”。
水的“大局”与公平
根据湖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到2010年,本省生产总值要比2004年翻一番,人口将达到7000万左右,城镇化水平将达到40%。到2010年,全社会的总用水量预计将达到350亿立方米。届时,即使在中等干旱年份,湖南省也将缺水46亿立方米。
而四川省水利厅的预测是,到2010年,四川缺水量将达200亿立方米;到2030年,缺水量将突破500亿立方米。
所以,四川省内的争论双方在一点上却有着一致:整个都江堰水系都缺水。
到2007年5月,都江堰水位已经降至近10年来的最低点。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关于都江堰水利区可持续发展研究》报告称:岷江开发强度已达64%;紫坪铺水利枢纽建成后,开发强度进一步提高到80.1%。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40%警戒线。
所以,在很早,四川省曾提出引大(大渡河)入岷(岷江)。从而在总体上增加都江堰水系的水量。
但是,这一工程被视为是四川省和“南水北调”工程的一次抢水。因为“南水北调”的大西线一部分正是要从大渡河引水。
2004年,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鲁家果,以及在川的很多退休学者,包括著名经济学家林凌、院士刘宝进行民间研究研究论证,上书国务院,陈述利弊,最终迫使南水北调的大西线计划告暂停。
从某种角度来看,四川省发生的事,有点像是中国水资源现状的一个缩影。在中国的北方,人均水资源量不及南方的三分之一,有的地区已经不是影响经济能不能再上一个台阶发展的问题,而是人要被渴死的问题。但是,现在仅仅用行政命令,就能顺利公平地把水调过去吗?
夏军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实事求是地说,水的问题后面都是经济利益之争。“有可能,这个水一调,四川下游的水就有些不够了,但是对于北方来说,这个意义却非常大。对于国家来说,是某一地方损失了,但在全局胜了。所以,国家就要掌握好这个度。从另一方面说,有很多老百姓牺牲了经济利益,国家就应该做生态补偿,要赔偿他们。可是过去这方面往往考虑很少。”
湖南、江西、广西、广东、贵州等省份局部地区出现了25年一遇重旱,甚至是50年一遇的特旱,干旱已经持续两个多月了。专家说,南方水资源是有的,是局部地区水开发强度太大了,超承载引起的缺水和水质污染引起的缺水。”
专家:水是政治问题
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当我们面对同一条江的时候,能否站在整个流域系统的高度,还来认识水的问题?
★ 本刊记者/黄艾禾 韩永 何忠洲
中国科学院水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夏军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从1949年到2005年的55年间,用水结构发生了变化。在2005年全国的总用水量中,农业仍是用水大户,占到百分之七八十,但工业用水从1949年的占总量2.3%增到22.8%;城镇生活用水从由原来占总量的0.6%,变成8.4%。
也就是说,从前,水主要用来发展农业,而现在,工业和城镇居民用水在急剧增加。
从1980年到2006年,湖南省的用水总量从277.1亿立方米增加到327.7亿立方米,这一增长看起来并不显著,但据湖南省水利厅教授级高工聂芳容透露的信息,增长主要集中在省内几个大型城市。
实际上,今天的中国,在面对同一条江时,用水的主体是分为城镇居民用水、农业、工业、生态环境和航运等各方面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二十一条中,对这些主体有一个轻重缓急的排序表述:“开发、利用水资源,应当首先满足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并兼顾农业、工业、生态环境用水以及航运需要”。
面对同一条江
在四川省,人们在开始讨论,把水都用在农业上,值不值?成都市水务局高级工程师陈渭忠告诉记者,在四川,原本有很多冬水田(靠天下雨,筑埂留水),但后来都被改成两季的水稻田。水稻田的大面积扩张,使得袁隆平的水稻优种技术得到充分展示。但同时也带来另外一个问题:水稻都是以耗水为前提的。
在反对者看来,水稻的大量发展,固然有利于粮食产量的大幅度上升,也有利于地方政府的政绩,但却造成了水资源的极大消耗。“更何况现在种粮基本上没什么钱可挣。”陈渭忠说。
在湖南,专家也提到这样一个数字:该省的农业用水的途中损耗率高达50%。
而“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反对毗河引水工程的《官方规划》的理由之一,就是该规划把农业灌溉置于首位,而把城镇供水置于“综合利用”的次要地位,显然不符合《水法》的精神。
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对四川的各级水电站也颇有微词。他们说,水电站们在搞一场“圈水运动”,是在用公共河流资源来为小圈子、部门的少部分人牟利。比如柏条河上的水电站,这个一度是国人瞩目的争执焦点。反对者们指责说:层层级级的水库、水电站,不仅未能起到积极的蓄水排洪的作用,相反在利益的诱使下,更多的偏向于把水更多用于能带来更多利益的地区和行业。
记者了解到,每当冬天的枯水季节,各级水库都倾向于蓄水发电,因为到了冬季尤其是春节前后,是用电的高峰。而这时,其他方面如工业、生态环境和航运,也都急需用水。
比如在湖南,当去年11月10日,湘江长沙段的水位跌破历史最低水位时,湘江上游的东江水库接到下泻命令,以阻止长沙段水位滑向灾难性的25米以下。因为如果水位降到25米以下,大量的污染物将难以得到有效的稀释,水质可能受到的破坏难以想象。与东江水库一起充当救命角色的还有江垭水库。
但东江水库在库水无私下泻,缓解下游引水困难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隐忧。湖南省防指办副主任肖坤桃分析,按照当时的下泻流量,东江水库还保证可以一两个月,但如果过度下泻,水位降得太低会影响自己的正常发电,尤其是春节前后正值用电高峰,如果电力不足将会带来更多的不便。
有消息说,湖南省在去年的大旱中,因缺水,企业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产能未能释放出来。但另一方面,工业生产又造成江河大量污染,使得本来就紧张的水更加不够用。仅湖南省水利厅公布的检测数据就显示,在大部分年份,湘江有超过三分之一以上的河长达不到三类水质。
四川的长年监测也表明:岷江中游大部分河段为五类及劣五类水质,沱江干流大部分河段为四类至五类水质。成都市内“二江”锦江和沙河基本为劣五类水质。
“水的问题,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说到底它是政治问题”
夏军所在的中国科学院水资源研究中心,在前几年承担过一个海河流域的“生态修复的水资源保障规划”。这个规划实际上是在倡导一种先进的理念:生态承载。
夏军说:“一条河,它的沿途各个地方都要用水的,这里其实是水与经济的关系。而经济发展,其承载力要有一个度。比如说,它有污染,这样有一个水环境的承载力问题;土地有限要种粮食,有土地承载力的问题。人的生活要用水,工厂的排污、经济发展要水,种种相关的因素,加在一起应该是一个综合系统。这样,一个流域应该有一个综合承载力。如果你超过了这个承载力,对不起,你这个工厂不能建。不能去用这个水。一条河流的开发要有一个度。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就是,要在开发和保护之间寻求一个平衡。”
夏军介绍说,他们正在淮河流域做这种综合承载力的研究。在海河流域,这个研究至少几年前就开始了。过去水资源只是计算水量,现在就要考虑,还有污染,算不算水量?要把和水相关的各方面因素,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系统:水与气候,水与生态,水与社会,水与经济。从前人们做水资源方面的规划,分别由不同的部门来做:土地部门做一个土地的承载力规划;环保部门做纳污能力的规划,水电部门做水资源承载力规划,等等。但是,水的问题不是靠一个个分隔的部门能够管理好的。“单个的计划是没有用的”,所以,夏军他们做的水资源规划,从一开始,就要考虑一个全盘的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的综合模型。这在国外已经非常通行。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政水资源局副局长杨永德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从另一个角度谈到这个问题:现在是缺乏统一调度。长江流域实行的是流域机构和地方政府共同管理的体制,大的工程基本上都是电站,它们多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考虑问题,而很少从面上来考虑问题,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是:上游有那么多水利工程,如果统一调度,还会出现下游这么干枯的状况?
“现在的问题是,各个方面都在谈自己的问题,没有一个人站在整个流域系统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这就是体制上的问题。所以水的问题,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说到底它是政治问题。”夏军说。
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刘昌明是从人与自然的高度来谈这个问题的:“如果1998年的洪水发生在远古时候,那还叫水灾吗?那时,今天的灾区根本没人住啊。现在,你把太湖也围起来了,要种地,那对不起,洪水就没地方去了。所以说到底,就是人水的和谐关系问题。要辩证历史地看这个问题。”